福州遗产继承律师推荐阅读– 宋代寡妇如何处分亡夫财产

除了扑朔迷离的案情，全书还运用大量笔墨从侧面展现了北宋的社会制度、风土人情、道德文化、伦理纲常等，其中自然也不乏法律问题。

小说第一部就以“讼绝”赵不尤的破案过程为主线展开。在“八子案”中，一段关于田地买卖的对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。

温悦接过田契，看了上面的原典卖人姓名后笑道，“不必担心。律令上定的是无子孙或子孙不到十六岁的寡妇，不能典卖田产。你这张田产上典卖人填了两个，头一个阿何虽然是寡妇，但第二个李齐是她孙子，这里特地注明了年龄是十七岁。所以官府才允许她典卖。”

对于没有子孙的寡妇，《宋刑统》规定道：“寡妻妾无男者，承夫分”，可见，寡妇能够成为亡夫财产的合法所有者，享有其利益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权利不是继承权，寡妇对亡夫财产的权利只具有监护性质，保持其不受侵犯，以俟她未来为亡夫选择的嗣子。

法律和习俗都限制了寡妇的财产处分权。关于这点，瞿同祖先生在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中也曾论述：“中国古代的法律在宗祧继承之下，根本否认妻有继承夫财的权利，继承财产的不是她，而是她的儿子或嗣子。”如果寡妇擅自出卖财产，不仅法律行为无效，她还要受到惩罚。

据宋代官方文书汇编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（以下简称《清明集》）记载，“诸寡妇无子孙，擅典卖田宅者杖一百，业还主，钱主、牙保知情与同罪。”如果寡妇再嫁，她将丧失对部曲、奴婢、田宅等资产的所有权。但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即寡妇在家中实在无劳动力、难以生活时，可以招一男子到婆家，帮助自己料理家务，这种行为被称为“接脚夫”，寡妇与守节不嫁一样，享有继管亡夫家产的权利。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的“变身案”中便设计了“接脚夫”的情节。

对于子孙尚未年满十六的寡妇，《清明集》的判词中写道：“在法：寡妇有子孙年十六以下，并不许典卖田宅。”可见，寡妇在出卖田宅时，子孙必须已经成年，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完全的行为能力。

子孙成年，寡母的家主尊长地位依然得到维护，与子孙共同掌管财产，并不丧失对财产的管理权利。子孙在进行重大交易前，需要征得寡母同意，否则同样将可能被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，并“从仗一百”。

在《清明集》的“母在与兄弟分”案中，魏峻私自分田典卖，即被官府判令“钱没官，业还主”。判词中还写道：“交令田宅，自有正条，母在，则合令其母为契首”。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里的田契上，寡妇的名字列于其孙之前，这与判词中的表述一致。由于只有子孙名字的字据是不完备的，当时还出现过儿子伪造母亲之名签订契约的现象，《袁氏世范》就曾记载：“子之鬻产，必同其母，而伪书契字者有之。”

这种制约实际上是双向的，由于亡夫财产的真正主人是其子孙，一般认为寡妇不能单独处分。在“张凯夫诉谢知府贪并田产案”中，官府认为，“夫所立之子，妻不应遣逐；夫所有之产，寡妇不应出卖。二者皆是违法。”

不过，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，官府也会承认寡妇在子孙未成年时典卖产业行为的有效性，至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，法律未作明确规定，往往由审案者依据情理自由裁量。

在《清明集》的“已卖而不离业”案中，寡妇阿章和未成年的孙子相依为命，阿章将两间住房连同地基卖给了徐麟。后来因房屋产生纠纷时，临安知府吴恕斋认为，按照律令，阿章当时是不允许出卖房屋的，徐麟也不允许购买，但考虑到阿章“一贫彻骨，他无产业，夫男俱亡，两孙年幼”，实在是为生活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因而情有可原，便没有追究阿章擅自典卖田宅的责任，而是责成昌化县查清阿章是否离业这一事实，而后结案。

综上所述，宋代寡妇的财产处分权是不完整的。这种限制与中国传统的男女地位密切相关，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，中国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，“承祧”从正式的司法领域消失，“寡妇”在法律中逐渐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身份。

民国时期的民法中，不再使用“寡妇”甚至“妻子”这样的字眼，而倾向于用性别中立的“配偶”。从此，“寡妇”被赋予了得到一份丈夫遗产的权利，代价是其不再享有对所有家产的监护权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她从此拥有了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。